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物理分布、逻辑关联、快速链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点集成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

“‘文化+数字’战略是我国数字化整体战略的重要一环。”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认为，此次《意见》指明了我国文化产业数字化的整体框架，与此前国家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策交相呼应，将搭建中华文化数据库作为核心从而整合国内文化资源，为未来数字文化产业治理、文化数据流通等方面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

首提“国家文化专网”概念

为推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顺利实施，《意见》确定了八项重点任务，包括统筹利用文化领域已建或在建数字化工程和数据库所形成的成果，关联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夯实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形成国家文化专网；鼓励多元主体依托国家文化专网，共同搭建文化数据服务平台等。

“首提‘国家文化专网’这一概念，就是将贯通各类文化机构的数据中心通过接入国家文化专网，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盘和林认为，这就是在建设中华文化数据库的同时，形成文化产业“统一市场”。

同时，《意见》还提出了八项保障措施，分别是加强文化数据安全保障、加强文化数字化全链条监管、建立文化数字化标准体系、健全文化资源数据分享动力机制、调整优化政府投入、提升科技支撑水平、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激活智力智库资源。

“以文化旅游产业为例，各省区文化资源特色与文化优势均有所不同，在推动文化数字化战略上应该有着不同的实施路径。”陕西省社科院文化旅游研究中心主任张燕表示，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数字文化旅游产业已经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和潜力。《意见》有利于文化旅游产业培育新型业态，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促进产业提质升级，激发文化消费潜力，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和国家文化软实力。

“文化数字化是战略、是过程，文化大数据是目标、是成果。”在盘和林看来，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正在向规范化、法治化、产权化方向转变，有序健康发展将成为文化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必将带动企业的创业热情，将更多资本带入中国文化产业市场。

支持数字化文化企业在科创板上市融资

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离不开企业的发展助力。《意见》提出，加快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在文化数据采集、加工、交易、分发、呈现等领域，培育一批新型文化企业，引领文化产业数字化建设方向。

“将文化内容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现已作为新型文化业态成为了文化产业重要的组成部分。”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产业学者陈兴忠表示，文化内容为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提供更广阔空间的同时，数字技术也在为其赋能，依托技术和产品载体，讲好中国故事，助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据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统计数据，2021年数字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39623亿元，比上年增长18.9%；占文化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33.3%，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

此次《意见》提出：支持符合科创属性的数字化文化企业在科创板上市融资，推进文化数字化相关学科专业建设，用好产教融合平台。此外，《意见》还要求加快文化数字化建设标准研究制定，健全文化资源数据分享动力机制，研究制定扶持文化数字化建设的产业政策，落实和完善财政支持政策，在文化数字化建设领域布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科技创新基地。

陈兴忠表示，随着数字文化产业的兴起，让中华文化“走出去”，尤其是借助数字技术发展推动企业“走出去”，正成为多个企业的市场战略。

“显然，《意见》试图以政策定向支持的方式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也将带动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到文化产业中来，包括国企、民企等都将在一定程度上重塑我国文化产业。”盘和林说。

切实加强文化数据安全保护

《意见》就数据安全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在数据采集加工、交易分发、传输存储及数据治理等环节，制定文化数据安全标准，强化中华文化数据库数据入库标准，构建完善的文化数据安全监管体系，完善文化资源数据和文化数字内容的产权保护措施。

“在数据生命周期中，储存、使用、流转、销毁等任何环节出现纰漏，都可能出现数据安全问题。”陈兴忠表示，数据安全问题，特别是数据泄露问题，应当被行业和企业重点关注。

对此，《意见》提出，要依照国家有关数据安全的法律法规，在数据采集加工、交易分发、传输存储及数据治理等环节，制定文化数据安全标准。建立健全全流程文化数据安全管理制度，确定重要文化数据目录，明确重要文化数据出境安全管理举措，切实加强文化数据安全保护。

从法律层面，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肖飒认为数据的安全与合规，离不开法律法规政策的有效支撑，只有在熟悉各项法律法规的规定的情况下，企业才能完成数据合规工作。目前我国主要有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两部法律保障数据安全：前者是从数据安全角度对数据处理活动进行规范，而后者则从与数据收集使用紧密相关的个人信息领域对涉及个人信息的数据处理活动作出规定。

“以上两部法律法规进一步推动了我国数据安全体系建设，在数据合规上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另外诸如网络安全法等法律规范也能对数据合规起到一定的效果。”肖飒补充道。